刚刚崛起的周人，是如何应对来自商王朝的威胁呢？面对大军压境，公季沉着应对，巧妙地造成了“武乙意外死亡事件”，从容度过了危机。
一、商周之间的百年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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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成果——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年表》，商代第二十八任国君武乙在公元前1147年继位，至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爆发、纣王帝辛失国，刚好是百年之期，也是商衰周兴的更迭期。这期间，双方既有合作（公季觐见武乙），又有对抗（帝辛囚禁姬昌），展开了一场竞争博弈的百年马拉松画卷。
当周人开始崛起之时，商朝的统治已经进入晚期，虽然武乙亦不失为一代雄主，奈何这个建立了四百余载的国家，早已将最后的精力消耗在对东夷的征战之中，呈现出一幅千疮百孔的疲态。诚如《汉书·东夷列传》所述：“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二、武乙迁都
纵览武乙在位期间，有两项重大的举措影响后世：其一是册封周国，以示拉拢；其二是两次迁都，最终定都沫邑。
武乙继位之初，国都在“殷”，对于商王朝而言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在第十任商王仲丁统治时期，对外战争频发，加之“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两种继承制度交替进行，最终引发了“九世之乱”。
危殆之时，中兴之主盘庚出现了，先迁于亳，再迁至殷，行成汤之政，复成汤之业，“殷道复兴”，故商朝又被称为“殷朝”；至高宗武丁时期，“殷”更是周边邦国向往的繁华之地，往来朝拜者络绎不绝。
然而，武乙在位的第三年，忽然决定从殷地迁往黄河以北，同时将西方的岐邑赐给周国的公亶父。
三、赐周岐邑
对于武乙的放弃旧都、赐周岐邑的举动，有人认为这是抛弃祖业、割肉饲虎，加之其曾经“卬神射天”，遂被描述为昏聩之主，实则不然。
武乙的上述举动，主要是迫于商夷战争的形势。本来出身于东夷的商王朝，在武乙时期却受到了来自东方诸夷的侵扰，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分迁淮、岱，渐居中土”，逐渐向今天苏北、鲁南以及豫西迁徙。
面对来势汹汹的东夷入侵，本就在西部、北部用兵的武乙，无力多线作战，这才迁都避其锋芒。
与此同时，商王朝主动对周国进行牢笼，使其守卫西陲、出兵北狄；自己便可以专心镇压东夷各部。以此为发端，商、周进入蜜月期。
商王武乙十五年（公元前1133年），收缩兵力的武乙在对东夷的战争中稳定了局势，再度把都城从黄河以北迁到回河南的沫邑。毕竟，位于淇水之滨的沫邑距离东夷活跃的区域更近，定都于此便于掌控后者的动态，就近弹压。
沫邑的另一个名字便是“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中的“朝歌”。可武乙万没想到：此处将是商王朝的最后一任都城。因为就在这位晚商君主纵横捭阖的十二年间，周人在公季的带领下走出岐山，崛起于西方。
四、公季入朝
公季，名唤姬历，因其为周太王公亶父的季子（幼子），又称季历、公季。周太王薨逝之后，公季以幼子身份继位，在武乙三十四年（公元前1114年）入朝觐见，蒙赐土地三十里、玉十对、马八匹。
不但如此，公季还迎娶了来自殷商的太任为妻，即《诗经·大雅·大明》记述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这位太任夫人也就是日后周文王姬昌之母。
笔者认为：公季入朝，并非向后世所说，是为了麻痹武乙，使其放松警惕。实际上，当时的周国还不具备与中央政权抗衡的实力，双方尚不属于同一个重量级。公季的上述做法，其实是出于自己以幼子身份继位的不自信。
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公亶父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发现父亲看中了三弟之子——姬昌这个好孙儿，自动让贤，上演了一幕“兄友弟恭”的剧本；但此后，二人出奔江东，就颇具几分流亡的意味了。
尽管先周时期，宗法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尚未形成，但周太王舍弃长子、次子传位于幼子之举，难免使人议论公季得位不正；加之大哥、二哥在南方建立了吴国，他日是否会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是故，公季的当务之急是获得天下共主商王的支持，坐稳王位。而公亶父“立圣孙”之举，也频频被后世模仿，如明代永乐皇帝属意其孙宣德皇帝、清代康熙皇帝钟意其孙乾隆皇帝，尽皆如是。
五、武乙暴毙
然而，就在商周蜜月期的关键时刻，一代雄主武乙遭到雷击，暴死渭水。《史记·殷本纪》认为：这是武乙不敬上苍，卬神射天，受到报应。但是，如果对整个事件进行复盘，便会发现司马迁在此处使用了“春秋笔法”。
因为，武乙率领部队前往狩猎的区域，正是周国统治的核心区域——渭水流域。
古时“狩猎”则含有多重含义。有时为了掩人耳目，攻击方往往假节“狩猎”之名，以达到出奇制胜之效果。又如曹孟德统御水陆雄师陈兵赤壁，至书对岸的孙仲谋称“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则体现出对江东军马的蔑视与不屑。
由此可知，商王兵临渭水，绝非是字面上那么简单，至少含有炫耀武力，震慑、敲打周国之意，告诫公季不要过度扩张之意。岂料，武乙在狩猎之时“暴毙”而死，耐人寻味。
对此，商王朝则选择息事宁人。如同西周时期，周昭王姬瑕南征楚国而薨，《竹书记年》等文献也用“春秋笔法”，记作“唯狩南行”、“南巡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