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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士人眼中的蛮荒之地，虽然西汉武帝时期就早已将越南北部征服，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然而由于赵宋王朝的软弱无能，最终使得越南独立建国，从此不再归属于中原王朝四百多年。
到了明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一扫汉人千年以来的颓废之气，为此宣抚四夷，昭告天下，继承汉唐正统的新的王朝出现了。在给安南国王陈日煌，占城国王阿答阿的诏谕中，都要求让他们奉表称臣纳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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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认为四方蛮夷限于山海阻隔，民众冥顽不化，土地贫瘠不堪，实在是没有征服的必要，只有西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值得重视戒备。为了防止后世子孙不听自己的话妄动兵戈，明太祖朱元璋还设下了十五个“不征之国，其中位于越南地区的安南王国和占城王国赫然在列。
明太祖的这些怀柔远夷的举动也换来了安南国的投桃报李，安南称臣并奉表纳贡，双方由此进入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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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设安南为不征之国，其原因是出于现实考量，虽然安南在宋元时期名义上臣服于中原王朝，行使的是中原王朝所赋予的代为管理权，但实际上已经事实上独立了。
大明王朝建立后应付蒙元残余势力都十分之困难，更不可能让安南王国内附，这样只会让大明陷入腹背受敌的状态，在这样的现实情况的考量下朱元璋干脆承认了安南王国的独立性。
但是自认为继承了汉唐荣光的大明王朝又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安南情节，洪武年间朱元璋多次派遣官员祭祀安南的名山大川，以此来显示自己对于安南的主权，证明在意识上明朝借此来维持对安南的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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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安南历史的记忆，并非是皇帝一人所特有的思想观念，明朝的士大夫们或多或少都对失去安南而惋惜，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安南情节的引领下，不少明朝士大夫对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大举讨伐安南之事大多数持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按照明朝人丘浚的《平定安南录》记载：
“乃议兴兵问其罪，群臣咸赞成之。”
自五代以来失去安南治权后，宋元王朝加诸武力都未能让安南臣服，但是宋元以来的屡战屡败并没有使得中国士大夫们重新收复安南的野心消退，这种“收复故土”的野心也就转变为了对明成祖朱棣出兵安南的支持。
在大明天兵之威和朝廷众臣们的一致支持下，负隅顽抗的安南胡朝迅速灭亡，大明以迎合安南人民请求的名义宣布恢复安南地区古时候的郡县体制，宣布设立交趾布政司，由大明直接统治安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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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永乐五年成立的交趾布政司到宣德五年就因为长时间的叛乱宣布废除，前后明朝统治的时期不过二十年，真的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这一过程是由宣宗一手主导，借由杨士奇等人之口宣布此事，杨士奇、杨荣作为出来背锅弃地安南的主谋，自然是被明朝的文人士大夫给骂了个狗血喷头，对于宣宗皇帝明朝人尚且克制没有言语上的不敬，但对东西二杨这些人就不那么客气了。
茅元仪直接怒斥二杨是
“一夫跳梁，委而弃之”
，毫不给宣庙皇帝时期的老臣面子，说他们是跳梁小丑。
霍韬亦是称杨士奇等人是毫无远见卓识的
“陋儒”
，是违背了太宗皇帝朱棣旨意的罪犯，
“太宗皇帝（朱棣）之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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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宣宗抛弃安南之后，无论是否领会了宣宗的行为，明朝的文人士大夫都有再一次的回到了洪武年间那复杂沉痛的安南情节，期望与无奈的矛盾心态。
在明朝文人士大夫眼里，安南与日本等国有巨大的不同，安南自古以来有千年时间都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在明朝士大夫的潜意识里始终把安南视为“中国”旧疆，如今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迫放弃这
“祖宗之地”
，这其中的痛苦实在难以言表。
到了明朝中后期，安南和明朝政府更加的分道扬镳，虽然名义上，安南黎朝，莫朝都是明朝政府设置的
“都统制”
，是为安南都统司。但实际上安南的统治者对内已经称帝了，安南也越来越朝着独立国家的方向转变，再也难以被中原王朝所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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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时期，限于国际形势恶劣和国家草创实力不足等缘故，承认了安南的独立地位，但同时也说到安南地处偏僻却并非一般蛮夷可比，因为曾被中原王朝统治过所以是
“文章之国”
，为安南在文化意义方面进行定位。
在后世安南得而复失以后，明代士大夫逐渐接受了这一现实，将太祖的思想纳入对安南的政策理论之中，使得明朝政府对于安南的定位和处理更加的务实，将安南视为了一个华不华，夷不夷的藩国。
比如明朝嘉靖年间重臣霍韬就继承明太祖的言论说到：
安南自秦汉以来入中国至唐朝达千年之久，衣冠文化都受到了中国很深的影响，因此绝不是一般的化外蛮夷可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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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宗弃地以后，明朝文人士大夫对于安南地区恢复郡县制的传统政治理想色彩逐步减弱，对安南进行了一系列邦交政策上的调整。
主要内涵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于周围藩属国，包括安南，都让他们自己各守疆界，明朝政府也不会再主动出手妄加干预各藩属国之间的事务，毕竟得而复失这种事，经历一次就够了。
第二对于藩属国，明朝施加的影响力不再是政治方面的干预介入，转为了通过自身文化来去教化藩属国，让他们学习华夏文明。
第三则是不再追求于必须让藩属国俯首称臣听命于明朝政府，今后藩属国只要不侵犯大明疆界，那么你就是一个优秀的藩属国。
在这三点理论基础上，不管此后安南再怎么狡诈多变，明朝政府也可以从容应对。再加上安南本来就不是明朝的国防重点，明朝的国防之重一直在北方的九边，因此对于次要的国防对象安南，只要安南不主动惹事，维护好边境安宁，哪怕他欺凌小国，国内谋朝篡位，明朝人也是可以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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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嘉靖年间莫登庸的篡逆行为引发了明朝文人士大夫再一次对于安南较高的关注度，嘉靖皇帝认为此等篡逆行为在藩属国发生是对明朝政府的蔑视，因此要求内阁首辅夏言会同兵部尚书张瓒商议进兵安南的事宜。
但是此举遭到不少明朝大臣的反对，因为进兵安南得不偿失，只要安南不来犯我疆界那么他内部打生打死都不关我大明的事，反对派的策略十分务实，因为确实进兵安南你也无法占领
“夷化”
已久的土地，又何必为此劳民伤财呢？
但在嘉靖皇帝坚持下，虽然有反对派阻止，仍然是强行要求对安南动兵了。
不过此次动兵并非是为了像明成祖朱棣那样处心积虑想把安南重新变成郡县，而是为了单纯的压服莫登庸，让他认错投降向大明称臣，最终莫登庸承受不足明朝大军和黎朝南北夹击的困境，向明朝政府归降称臣，嘉靖皇帝亦是就此接纳了莫登庸的归附，并让莫登庸革除王号，改授其都统制一职，代表着莫登庸是为明朝政府在治理安南，承认其合法性，不再是篡逆的乱臣贼子，使得安南重新成为了一个名义上归属于中原王朝的内属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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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明朝文人士大夫对于安南地区前期是以传统政治理想为主，希望安南恢复汉唐郡县制，由中央王朝统治，在最终失败后，又转向了较为务实的不参与不干涉政策。
在莫登庸篡位后，以大军威慑迫使其去除王号，称臣纳贡，并且接受内地官职，让安南地区重新名义上归属内地，不得不说也成功的让明朝文人士大夫在精神思想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足见明朝文人士大夫安南情节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