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权力基础的狭窄化由来已久。在周武帝与宇文护的斗争中,关陇士人为稳定朝局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以常理而言,周武帝应当拉拢关陇士人以稳定政权。

但此时关陇士人在行政领域已有较大的优势,作为一个在宇文护阴影下生存了数年的皇帝,周武帝绝不能容忍再出现另一个宇文护。

因此周武帝掌权后,并没有改变其父兄维护宇文氏核心地位的既定政策,宇文氏政权的权力基础依旧在日益窄化。

一、杨坚身份的“二重性”

“武帝聘高祖长女为皇太子妃,益加礼重”,外戚身份可以说是杨坚在北周最为重要的身份。不过杨坚在宇文护与周武帝的斗争中“两姑之间难为妇”的中立姿态使得周武帝绝不会对杨坚抱以厚望。周武帝时期,杨坚并没有太突出的功绩。

作为名将之子的杨坚却很少独立领兵,直到灭亡北齐后,杨坚才担任了其在周武帝时代的最高官职——定州总管,但很快就被调离。可见杨坚在周武帝时代,虽是勋贵外戚,却并未进入北周的权力中枢。

正是因为周武帝与杨坚的联姻,才让杨坚有机会进入北周权力中枢,杨坚的外戚身份可谓至关重要,“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无论是《隋书》还是《廿二史札记》都没有否认杨坚外戚身份的重要性,那么这个联姻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宇文泰在关陇政权的建设中一直都有意促进武川军人内部的联姻,庞大而复杂的姻亲关系,也是关陇集团的显著特质之一。宇文氏与杨氏的联姻看起来顺理成章,并没有什么深层含义。

不过日本学者安田二郎在《西晋武帝好色考》一文中,对晋武帝泰始九年大规模选妃活动背后政治意图的论述,给了笔者一些启发。安田二郎认为晋武帝之所以大规模地进行选妃,其目的在于扩大外戚势力以辅佐不慧的皇太子,从而巩固统治基础。

若不出意外,太子妃将会是未来的皇后,周武帝绝不会马虎。个人因素与政治因素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杨坚父杨忠虽是十二大将军之一,但杨氏在政治上的中立姿态很难赢得周武帝的信任。何况周武帝即使需要与武川军人联姻,也并不是没有比杨氏更加勋贵也更加值得信任的家族,因此周武帝与杨坚的联姻绝不是武川军人内部的普通联姻,应当是有更加深层的政治背景。

杨坚作为新生代武川军人,宇文泰曾经评价其“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这句话中的“代间”,一般认为是避讳,不过苏小华认为这个“代间”并非避讳,而是实指。苏小华认为这实际上是宇文泰认为“杨坚的气质和北镇军人的气质并不相同”。

在杨坚的成长经历中,与关陇士人交往一向密切,关陇士人中的韦、柳二族一直是杨坚的坚定支持者,这表明杨坚的关陇士人化程度很深。

再看周武帝对杨坚的态度,“齐王宪言于帝曰:‘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曰:‘此止可为将耳。’”虽不知是否虚构,但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勋贵子弟,在军中任职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周武帝何必强调“此止可为将耳”?

从杨坚的任官经历来看,杨坚并不得周武帝的信任。那么问题再次回到起点,如果杨坚并不得周武帝信任,周武帝为什么还要与杨坚联姻呢?

北周的军权是在不断集中的,皇帝对军队的掌控也是强有力的,杨坚在军队中很难翻起波浪。因此在不得不任用杨坚的情况下,将杨坚安置在军中,可以说是最为保险的方案。此时皇帝和太子年富力强,任职军中的杨坚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后来杨坚篡夺北周政权的过程中,杨坚所依赖的也并不是军队,可见周武帝对杨坚任职军中的安排还是颇为正确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又不得不任用杨坚呢这与周武帝与杨坚联姻的原因实际上是一致的,即周武帝看中了杨坚身份的“二重性”。

这种身份上的“二重性”在北魏末年许多入关的势力中都有体现,如刘驰认为“在西魏北周时期,入关房支……兼有了双重身份,即是关陇集团的成员又是山东士族的组成部分”。杨氏出身武川军人,入关之后却认祖弘农杨氏,杨坚本人的关陇士人化也极为明显。这或许也能够解释杨坚与其兄弟关系不佳的深层原因。

杨坚母弟杨瓒,“保定四年,改为纳言,授仪同。瓒贵公子,又尚公主,美姿仪,好书爱士,甚有令名于当世,时人号曰杨三郎。武帝甚亲爱之,平齐之役,诸王咸从,留瓒居守。帝谓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将遂事东方,无西顾之忧矣。’其见亲信如此”,杨坚的另一个弟弟杨整,“周明帝时以太祖军功,赐爵陈留郡公。寻授开府车骑大将军,从武帝平齐,至并州力战而苑”。

无论是杨瓒,还是杨整,他们在北周都比杨坚更受重视,性格也更像是标准的武川军人。文化上的差别,导致了兄弟间世界观、价值观上的不同。

杨坚的“关陇士人性”正是周武帝所看重的。周武帝并不信任关陇士人,所以立太子妃时,绝不可能选择关陇士人,然而周武帝对关陇士人在行政领域的优势并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随着北周皇室与关陇士人的矛盾不断加深,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即便周武帝并不信任关陇士人,也会采取措施缓和双方的对立。

如果关陇士人作为外戚,一旦有变,关陇士人极易利用其强大的行政力量架空皇帝,这是周武帝所不能容忍的。

杨坚则不同,杨坚的身份虽然具有“二重性”,但他出身武川军人,在行政领域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在军队领域,那是宇文氏掌控最严密的地方,杨坚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而杨坚的“关陇士人性”又决定了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关陇士人利益,周武帝任用杨坚并且选择与杨坚联姻,也是有意缓和与关陇士人之间的矛盾。

但这一切都只是周武帝的一厢情愿,已经被周武帝背叛过一次的关陇士人真的会接受这种理想化的处理方案吗?

二、周宣帝的暴政

北周宣政元年六月,周武帝在北伐途中病逝,年仅三十六岁。太子宇文赞继位,即周宣帝,北周王朝进入多事之秋。周宣帝的暴政历来被看做是北周灭亡的直接原因。

周宣帝在太子时,就已是劣迹斑斑。“皇太子非社稷主”的评论不绝于耳,甚至周武帝也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人选,而不得不继续让周宣帝继续做太子。

经过宇文氏两代人的努力,宇文氏牢牢控制住了军权。而且周武帝很早便有意使太子与军队建立良好关系,“(建德五年)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赞巡抚西土,仍讨吐谷浑,戎事节度,并宜随机专决”。

周宣帝在位期间,“(宣政元年)十一月己亥,讲武于道会苑,帝亲擐甲胄”,“(大象元年三月)庚申,至自东巡,大陈军伍,帝亲擐甲冑,入自青门”。周武帝时代多次举行的阅兵讲武活动,在周宣帝在位的不长时间里也未停止,可见周宣帝仍能够有效地控制军队。因此即使军方有人对太子不满,也不足以引起周武帝及其亲信大臣的担心。

既然军方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只可能出现在行政领域。在行政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关陇士人和已经逐渐将关陇士人化的其他势力。周宣帝的所作所为多不符合儒家文化传统,士人们不喜欢太子倒是情理之中。

除了“专心国家”的周武帝亲信外,并没有人敢对周武帝“忠言直谏”。但像贺若弼这种私下议论,在当时恐怕并非少数。

周武帝成长在宇文护专权的阴影之下,为获得关陇士人的支持,周武帝不惜降低姿态与关陇士人虚与委蛇。但周武帝掌权后,并没有继续保持与关陇士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宇文氏政权权力基础依旧日益狭窄化。

关陇士人与周武帝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不过此时周武帝年富力强,如非意外,周武帝至少还可以做十到二十年的皇帝。关陇士人不会对强势的周武帝宣泄不满,但对相对弱势,而且还确实不讨士人喜欢的太子表示不满,还是能够做到的。

在了解关陇士人的意图后,周武帝一方面仍在谋求削弱关陇士人在行政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调整太子与关陇士人的关系,有意让太子与关陇士人密切接触。此外周武帝也在努力教育太子,不过周武帝的教育方式太过简单粗暴,不仅没有让太子变成一个合乎儒家规范的“谦谦君子”,反而让太子更加叛逆。

周武帝英年早逝,一向被压抑的太子继位。宣帝在位期间,“国典朝仪,率情变改”,“摈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吝于财,略无赐与”,一向被史家视为暴君。

周宣帝的暴政或许与其个人性格和成长环境有关,不过谷川道雄在考察五胡时代诸胡族政权的君权特质时曾指出,五胡诸国家的君主权力受到宗室诸王的支持与牵制,“宗室所具有的这一血缘关系原封不动地构成了政治军事上的分权体制,这正是五胡诸国家的一个特质”,“对于寻求权力统一性的帝王来说,这样的分权体制当然是要克服的对象。

但如果说皇权本来就是以这一体制为前提形成的话,那么君主只会陷入极为深刻的困境之中。他们往往容易表现出暴虐的行为,如诛灭宗室、宠用恩幸、不知限度的浪费与残忍的快乐等等,这些都是性急的试图摆脱上述困境的表现”,那么周宣帝暴政背后的“困境”又是什么呢?

吕春盛在总结周宣帝暴政时,用两条予以概括:一是任意诛杀,二是随意变革制度。

关于任意诛杀,我们看到周宣帝所诛杀的人物,大致有两类。一是宗室,比如齐王宇文宪。二是周武帝的亲信大臣,如王轨等人。齐王宇文宪在周武帝时代就颇受猜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宪属尊望重,深忌惮之”。

宣帝继位之初,并不得民心,宇文护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齐王正是皇位的最大威胁。周宣帝将其叔父辈排除朝廷以巩固皇权。至于武帝亲信的相继被杀,他们或多或少都牵扯到了皇位之争,周宣帝或许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皇权威严。

任意诛杀也好,变革制度也好,不过是缺乏皇权自信的周宣帝为树立权威的手段而已。真正让关陇士人对北周政权失去信心的并不是肉体上的毁灭,而是制度上的“率情变改”。

吕思勉认为周宣帝所为并非属于“惟务行乐,他无所知”,而是“颇欲有所兴作,厘正制度。然生长深宫,不知世务。所兴所革,皆徒炫耳目,不切实际。非惟无益,反致劳民伤财”。吕春盛也曾提到“宣帝种种变革之中,最值得留意者是自称天元皇帝,以及内史、御正皆置上大夫”,其目的则有“提高自己称号,以及提高侧近亲信地位的用意”。

谷川道雄认为其目的旨在协助天子强化权限,可见周宣帝改革并不是真的“肆意妄为”。而且周宣帝改革并不乏向士人阶层的靠拢,但这并不足以缓和他与关陇士人的关系,实力渐强的关陇士人受够了宇文氏几代人的“肆意妄为”,他们所思所念的都是“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这就决定了北周皇室与关陇士人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总结

不过军阀出身的宇文氏此时对军权的掌控依旧有力,如非意外,一向“瞻前顾后”的关陇士人恐怕仍然不会与北周决裂。但历史的走向有时就是令人难以预料,大象二年二月,周宣帝突然驾崩,终年二十二岁。年仅八岁的宇文衍即位,是为周静帝,年幼的周静帝并没有能力控制北周政权。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因缘巧合下,关陇士人最终决定抛弃北周,北周的灭亡进入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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